而随着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湖北地区很快出现“商店歇业，工厂停机，市面萧条”的失控局面。湖南地区乡村农运伊始，即出现“华容民众打死土豪、资兴县部驱逐知事、茶陵拘警所所长游街等”轰动事件。中共党内陈独秀等人认为工农运动出现“过火”行为，应当予以控制。然而，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却恰恰相反。
1927年2月，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来到上海，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当时在沪的三位中央常委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对该决议持不同意见，彭述之明确“反对这些决议，认为决议中关于资产阶级作用的说法尤其错误，因为在中国并没有（决议中所说的） 工业资产阶级”；陈独秀抱怀疑态度，认为“要看看它的效果才能决定”；只有瞿秋白“百分之百地赞成这个决议”。
尽管如此，政治局最终决定接受这个决议，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依据此决议的方针与战略进行。但在上海的数名国际代表却对中央常委的意见分歧颇为不满，认为彭述之的意见正是托洛茨基的观点，一致认为彭述之“不应留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