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秋，时任密歇根大学讲师的杜威，便著文《教育与女性健康》,作为对她们这一报告的回应。这是杜威第一次在他的论文中谈论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在密歇根大学任教的后半期，杜威第一次参与到社会改造的浪潮之中。1891年，进步主义者富兰克林·福特(Franklin Ford)邀请杜威共同创办一份旨在对社会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的报纸。杜威欣然应允。尽管此事由于各种原因于次年无果而终，但对杜威本人来说，这并不是一次纯粹堂吉珂德式的荒唐之举。“杜威在给威廉·詹姆斯的信中曾表明自己从福特那里深受启发，认识到唯心主义的理想必须在客观世界中得到体现，并相信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种种知识力量将最终以‘集中的、自由探究的形式’成为掌握社会的真正的‘权威’。”①它促进了杜威思想的生长，加速了杜威最终完全抛弃对哲学作形而上学的追求、把哲学研究的兴趣转移到公众的日常生活与经验问题上来的进程。
1894年7月，杜威应邀赴芝加哥大学担任哲学系主任。与他的故乡柏灵顿一样，19世纪末的芝加哥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展。1880年，芝加哥的人口是50万；1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倍多。移民大量涌入，到1890年时，在外国出生的移民及其子女已占总人口的3/4。伴随着人口中种族构成比例的裂变，贫富两个阶级冲突加剧。贫穷、暴力、政治腐败，令人触目惊心。急剧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给美国社会带来的种种混乱、动荡、冲突和丑恶，在芝加哥可以说应有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