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德勒注意到，起初，甚至共产党人也不想与这对夫妇为伍，承认他们是共产党，因为这两个人“对于他们全盘间谍活动至关重要，而且其罪行又昭然若揭”。他在文章中把罗森堡案件分为两种不同的性质，一是“实际的案情”，二是“传奇式的案情”。至于后者，由于一个精心策划的神话，罗森堡夫妇被塑造成受冤屈的烈士，把案件说成是德雷福斯式的冤案(12)。于是，古老的光辉事业的旗帜就迎风招展，而世界各地思想开明的人们就成了“道德上被人讹诈的牺牲品”。53接下去他谴责共产党人，说罗森堡夫妇的苦难遭遇是他们一手造成的，后来又按照共产党的旨意制造舆论，并且在里面添油加醋，美国歧视黑人的每个事件也都被他们用来作为证据，进一步证明他们是正确的。菲德勒说，欧洲掀起反美主义浪潮时他正在那里，目睹了共产党组织的群众聚会，人头攒动，聚集在美国驻罗马大使馆外面高喊“处死杀害罗森堡夫妇的凶手”，但是他看到的不是愤怒而是欢乐，示威过后，“他们便去喝上一瓶酒，对这一天的工作感到心满意足”。至于罗森堡夫妇，他们“并不可爱，他们有的只是满腔仇恨”，不过还“富有人情味”，他们“关爱他们的两个孩子，关心他们的扁桃体手术，在家里也会发生口角”。但是这对夫妇的表现又推翻了菲德勒的说法，以致他实在难以编写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故事，于是他只好接着写道，实际上他们的“人性已经泯灭”，他们说的都是“陈词滥调”，直到他们被处决的时刻也没有改变。他写道：“他们的殉道显得那么荒唐，以致无法称之为真正的悲剧。”菲德勒在谈到罗森堡夫妇在辛辛那提监狱分别被拘禁在各自的牢房里相互通信时，他更感兴趣的似乎是埃塞尔的文笔（或者说缺乏文采），说朱利叶斯对妻子表现得不够亲密，把她当成同谋犯则又愤愤不平。“我们一生中看到的共产党间谍，在法庭上都不说真话，都装成坚信自己是受害者，新近的一例就是阿尔杰·希斯(13)。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不过我们总是希望他们在同配偶私下说悄悄话时总该说真话。”54但是他们除了用密语交谈外，不能说什么别的，于是菲德勒问道：“既然他们算不得烈士，也称不上什么英雄，甚至连人都谈不上……那么这样的人除了死以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