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曾给《晋书》的宣帝、武帝、陆机、王羲之的纪传写了史论，所以旧本题为御撰。又因房玄龄是监修官，亦题房玄龄撰。书成，唐太宗诏藏皇家图书馆。他虽然也给史官分别予以赏赐与加封，然而不见他下诏褒美。可见，与五朝史相较，他并不推重。主要原因是《晋书》成书仓促，非属良史。时议此书作者“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唐太宗虽然喜好文字典丽，然而更注重“直书其事”。“不求笃实”当非太宗所望。太宗于《修晋书诏》中建议： “俾夫湮落之诰，咸使发明”,启示取材应多从实录，少采“异闻”;然而修史诸公由于“多是文咏之士”,喜敷怪诞传奇色彩，自然亦与太宗夙愿相戾。
《晋书》尽管有某些不足之处，然而，它能吸取唐以前的研究成果，取材甚为详洽。新撰《晋书》比诸旧著自有优越之处，故该书问世后， “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