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们以《论语》《孟子》合阐,可说人之处世,大体有此三条路。此三条路则都是大道,而走此三条路的也各可为圣人,为仁者。我刚才提到的三位大文学家,屈原就有些近伊尹,忠君爱国,肯担责任,结果沉湘而死,却与比干相似。陶渊明就如伯夷,又如微子去之。“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他就洁身而去了。杜甫就如箕子,也如柳下惠。给他一小官,他也做,逢什么人可靠,他都靠。流离奔亡,什么环境都处0他不像陶渊明那般清高,也不像屈原那般忠愤积极,然而他同样也是一完人。数唐代人物,决不会不数到杜甫。
但如上所举,这些人,尤其是“清”的“和”的,往往可以说他们多不是一个历史舞台上人物,他们在历史舞台上似乎并不曾表现出什么来。只有“任”的人,必求有表现,但亦有成功、有失败。失败的有些也不成为历史人物了。但无论如何,这些人,都是中国理想文化传统中的大人物,他们承先启后,从文化大传统来讲,各有他们不可磨灭的意义和价值。
四
我往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讲历史,主张历史必以“人”作中心。有一位史学教授特来和我讨论,他说我的说法固不错,历史诚然应拿人作中心,但人也得有事业表现,才够资格上历史。倘使没有事业表现,则仍不是历史上的人。他这番话,其实仍是主张历史中心在事不在人。我和他意见不同,却也表示出双方文化观念之不同。在西方人看来,一个哲学家,必因其在哲学上有表现;一位宗教家,必因其在宗教上有表现;一位艺术家,则必在艺术上有表现;一位科学家,则必在科学上有表现。在事业表现上有他一份,才在历史记载上也有他一份。若生前无事业表现,这人如何能参加进历史?然而在中国人观念中,往往有并无事业表现而其人实是十分重要的。即如孔子门下,冉有、子路的军事、财政;宰我、子贡的言语、外交;子游、子夏的文学著作,都在外面有表现,但孔门弟子中更高的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称为“德行”,列孔门四科之首,而实际却反像无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