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梁启超到欧洲旅行，也到处看到和听到西方文化人失望于自身的文明，“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的言论。法国大哲学家柏格森的老师蒲陀罗（Bourtreu）就告诉他：“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总觉得它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学中国文。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份家当才好。”美国名记者赛蒙氏更是向他哀叹：“哎！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回去就关起门来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梁启超初听之余，还以为是人家有意奚落中国人，后来到处听多听惯了，才真正感到西方的有识之士深怀文明忧虑的良苦用心。[14]于是他倏然“觉悟”，转向国人提倡“东方文化”，因此引发了国内流行一时的东方文化思潮。
当时西方的“中国文化热”在德国热度最高。这与德国战败后对西方文化的反省程度成正比。据留德学生报道，当时德国崇尚中国文化的青年组织不少，其中最有势力的要推“国际青年团”，“自由德意志青年”和“游鸟”。前者尊孔，为孔派，后者崇老，属老派。老派比孔派的势力还要大些。不少青年极力追求道家的生活境界，奉老子为神明。如有的社团章程就写道：“吾德青年，今既处于繁琐组织之巅矣。吾辈之创造精神，为社会强固之形式所束缚者亦久矣。今见此东方圣人，犹不知急引为解放我辈之良师者乎。……东方圣人老子等，其道以超脱世界一切为务，大浸稽天而彼不溺，流金铄石而彼不热者也。吾辈精神之权利与无条件之自由、与夫内部之统一，其事只能由吾辈奋斗与斗争而后为功，而绝不可以苟得。此种工作，盖莫若寻此东方圣人以为首领”。[15]孔派的领袖为“国际青年团”的创立者、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奈尔逊。“其党徒之言行举止，一以《论语》为本，每有讲演，必引孔子格言，以为起落”。[16]他告诫自己的同胞：“中华民族受益于博大精深之孔夫子学说已经两千年之久，深刻地理解这一学说，一方面可以吸收那些对西方文化有益的和有保留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不至于对导致世界灾难的西方文化的弱点视而不见”[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