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新《年鉴》诞生之前，他们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危机。虽然布洛赫最终于1936年抵达巴黎，但肩负事业和生活重担的布洛赫和费弗尔发现，一旦他们之间真正出现分歧，相互磋商和协调是很困难的。他们不仅在一些具体的文章和评论上存在严重的分歧，而且对于杂志的管理和决策也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不过客观地说，正是由于这两位主编十年间的亲密合作，凸显了他们在个人和事业上的分歧。③而且，当时新的世界大战正在临近，两人都在努力完成被一再拖延的“巨著”,再加上当时正值他们对《年鉴》重估之际。1938年，花甲之年的费弗尔终于在勒索盖(Le Souget)拥有了长期的乡间居所，位于弗朗什-孔泰地区圣阿莫尔镇(Saint-Amour)。费弗尔坐在雪松之下，面对着促膝的学生和好友，为刊物“丧失影响力”而伤心，为它的“迟钝”和“奉行偏左的学术主张”而遗憾。①此时，布洛赫也已年满52岁，却依然是《年鉴》编委会中最年轻的成员。②他针对一些具体的事务喋喋不休，如编委会不能定期见面、书评总是在拖延、作者之间缺乏沟通、两个主编联络贫乏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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