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复上疏曰：“……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问远近，岁令出息四千。”……制置司言，比《周礼》取息已不为多，是欺罔圣听。（《宋史》卷一七六《食货志》上四）
时初行青苗法，琦上疏论其害，以为“国之颁号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实惠。陛下遣使给散青苗，乃令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百，三等以上，更许增数，坊郭户有物业抵当者，依青苗例支借。且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力，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得借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岂抑兼并、济困乏之意哉？”（王偁《东都事略》卷六九《韩琦传》）
光曰：“青苗出息，平民为之，尚能使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王偁《东都事略》卷八七上《司马光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