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杜月笙抗战后的经济状况，吴开先则强调说：
“抗战胜利后，杜先生的洋钿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这话虽不乏溢美之词，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再也不能“有土斯有财”了，烟土生意是不能做了。对于其他生意，吴开先认为杜月笙根本就是外行，他自家的许多事业如中汇银行、华丰面粉、大达轮船，以及纺织、造纸等，都是在好朋友或者学生子的协助下办起来的，他自己甚至连经营状况都不甚了解。
他在华商电气公司、中国通商银行、浦东银行等事业中都占有股份，但他只做挂名董事长、常务董事或者董事，并不亲自主持业务。
在那些没有股份仅仅做挂名董事长、理事长、常务董事等的事业机构中，他更是不过问，不干预。他晓得人家不过把他当挡箭牌、大保镖，他自家也乐得面上飞金，提高身价，因此常常赔着时间，赔着人情，甚至倒贴铜钿地为人家办事情。
后来头衔越来越多，渐渐的倒贴铜钿的事体就免了。他这时的做法是：你们助长我的声势，帮了我的场面，你们有事我“顶”着，有问题我出面解决。你们一定要给我什么好处，我也不客气地收下。但杜月笙给人家帮忙的目的，还是“放交情”，并不是为了得几个铜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