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时代,贩盐是一个暴利行业,这就使得各路商人开始纷纷贩运粮食到北方各个边镇,于是在北方,倚靠着各座边镇,开始形成了多个大规模的粮食市场,不仅如此,来自山西等地的商人们,还在做粮食、贩盐买卖的同时,将南方的棉布、草料等各种军需品运到北方,然后再把皮毛等塞北的商品运回关内售卖,如此一举多得。
于是,在繁盛的边境贸易刺激下,一个崭新的商帮——晋商,开始在大明帝国内部冉冉升起。
2
但因为边境贸易而兴的晋商,对政治并不满足。
明朝末期,后金(清朝)逐渐崛起,并不断侵扰明朝边境,在明清拉锯战的过程中,山西商人们也捕捉到了政治的利益气息。
当时,部分山西商人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于关内关外之间,并不断为后金政权运输物资和传递情报,在他们看来,只要谁付的价钱足够丰厚,他们就为谁服务,至于什么母国大明的安危,他们已全然不顾。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当时,努尔哈赤就特别给在辽宁抚顺经商的山西等16位商人“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不仅如此,山西商人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宁、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共八人还被后金政权封为“八大商人”,开始享受“皇商”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