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诸葛亮已经四十七岁了。虽说正当盛年，但以古人的平均寿命而论，他肯定不敢指望自己还能活很久。事实上，诸葛亮也的确在短短七年之后，便因戎马倥偬、积劳成疾而与世长辞了。因此，诸葛亮才会在生命的最后这段岁月里，以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近乎偏执的姿态，不惜耗尽蜀汉国力，对强大的曹魏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北伐。
说到底，这既是受内心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驱使，也是受到了“少主昏庸，国力弱小”这两大无奈现实的逼迫。
主动出击，锐意进取，或许还有一丝成功的希望，可若是守着益州的这一亩三分地，故步自封，苟且偷安，迟早会变成曹魏砧板上的鱼肉！
所以，诸葛亮别无选择。
这一点，在他于次年所上的《后出师表》的开篇，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这段话的大意是：先帝当年，正是出于“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考虑，才把讨伐曹魏的大业托付给臣。以先帝的睿智，估量臣的才干，当然知道让臣去北伐就是以弱敌强。然而，若不北伐，蜀汉迟早也会败亡，与其坐等败亡，不如主动去讨伐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