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发纸币票券也是一个敛财之道。印钞票来钱最快，军阀们就不顾国家货币统一，大力发展“印刷术”，发行各自的钞票。张作霖在东三省、直隶等省滥发奉票。吴佩孚在湖北加印官票、金库券、军需兑换券；在河南发行四百万有奖库券，分配各县，强民购买。恶果是通货贬值，票券形同废纸，物价腾涌。多数地方常常流行多种货币，还产生了一个新的行当：货币兑换。
鸦片泛滥是近代中国的顽疾。鸦片从栽种、贩卖到吸食，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军阀们掌握一地实权，本应禁绝鸦片，却几乎都无耻地用禁烟之名行种烟之实。他们把直接强迫百姓种烟的机关称作“禁烟局”，把勘察烟土种植的官员称为“禁烟委员”，在“以罚代禁”的名目下勒取了大量钱财。山西省的烟税比田赋多三四倍；湖北烟税每年两千万元，占全年收入的一半。
上海市政府规定每一箱鸦片抽取三百至一千元不等的鸦片税，而湖南则对鸦片从种植到销售、吸食的全部环节收取罚金和烟苗税、印花税、护送税、起运税、过境税、落地税、出售税、烟灯税等。所谓的烟灯税，指的是每个鸦片吸食的场所每杆烟灯每晚要缴纳从一两毛到一两块不等的税金。历届上海政府勾结租界及青洪帮对鸦片运输进行保护。比如，在一份1923年政府当局与鸦片走私销售商签订的合同当中规定，国产鸦片上海市政府每箱抽取四百元，土耳其鸦片每箱抽取一千元，印度鸦片每箱抽取一千四百元的“保护费”。此外，运送鸦片的船只还要以登陆费的名义向上海驻军缴纳保护费，向缉私水警缴纳保护费。1926年，根据中华民国拒毒会会长唐绍仪的估计，中国每年至少有十亿元消耗在鸦片之上，超过了1929年上海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