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里第一个发现它因而赚到大量黄金的，是张秉文先生——一位别有作风的出版商。他拥有太平洋印刷公司，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精力，编印一部“中山丛书”，印成后就自己带到广州去，这是广州每一个民众都需要的一种粮食。更跟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展，在湖南、江西、汉口，各重要都市倾销这部巨著。只就这一部书而论，少说些也赚上十万八万元大洋了。
走着同样路线，也获得一批大财的是大中书局的老板黄长源先生。此外，上海的新书店，旧书店，凡是能够弄得到印刷机器的，无论谁，都马上可以发财。同样，印刷所的老板们也可以靠此发财，因为这些书都没有版权的，书店可以印出来发卖，印刷所里也可以印出来发卖。而且只要你有法子印出来，不怕没有销路。
革命军占领武汉时，长江书店就在上海装了几十箱新书在后城马路开张，仅仅三天时间就关上铁门了。所有的新书卖得精光。
这以前，除商务、中华、亚东外，上海的新书事业真是贫弱得可怜，新书的产量固然很少，就是每一种的印量也非常地少。可以销行的，一版印上两三千本，普通五百本一版一千本一版也很多。到那时候，广州、汉口两处同行的添书单子，已改为电报了，一添就是每种三千五千本。销路是有着落了，但是哪一家有这么多存书呢？没有，就得再印，然而，每一家印刷所里的印刷机器上，全张的，对开的，甚至于四开的都在一批又一批地印着《三民主义》或《中山全书》，哪有空余时间来印你的短版生意呢！所以虽在这样满地滚着银子的黄金时代，而实际上赚得黄金的是有印刷所的或与印刷所有密切关系的新兴书店，并不是真正已经开在那里了的新书店。不过话得说回来了，无论如何，在这时期中多少都沾些光，有门市发行所的，买书的主顾确实增多了，就是向来对于新书不感兴味的工商界也要为明了“三民主义”或“共产主义”而读书了。就是过去不易销去的新书，这时候也连带地比平时多销去几本了。狂热的情形到十六年（1927）清党运动以后才一落千丈，此后的新书业，真度着艰苦困顿的日子，那种痛苦（精神的和物质的），恐怕只有在这时期中的出版家才真正尝到。直到“八一三”抗战发动后，再度抬起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