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子把自己的几页诗稿递给我看，我欣赏之后觉得这位小伙子在文学上将会大有作为。我将这几篇诗稿推荐给北京的一家刊物发表，并希望小伙子能继续将自己的作品寄给我。
于是，我和小伙子开始了频繁的书信来往。
小伙子慢慢地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名新锐诗人，每次，小伙子给我的信长达几页，大谈文学，辞藻华丽、激情洋溢。我对他的才华大为赞赏，在与一些文化界的朋友交谈中经常提起这位小伙子。小伙子很快便以新锐诗人的名誉在文坛有了一些名气。
但此后，这位新锐诗人再也没有给我寄来诗稿，而信却越写越长。奇思异想层出不穷，言语中开始以著名诗人自居，语气也越来越傲慢。我开始感到有些不安，凭着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我发现小伙子的身上出现了一种危险的倾向。我们之间的书信一直在继续，可我的角色逐渐发生转变，转变成了一个倾听者。后来。在一次秋天的聚会上，我与这位一手提拔起来的新锐诗人又一次相遇了。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再给我寄诗了?”“老师，其实我在写一部长篇史诗。”小伙子答。
“你的抒情诗写得很出色，为什么要中断呢?”我有些不解地问。“要成为一个大诗人就必须写长篇史诗，小打小闹是毫无意义的。”小伙子说。“你认为你以前的那些作品都是小打小闹吗?”我对小伙子态度的转变有些无奈。“是的，老师。我认为我是个大诗人，我必须写出一部长篇史诗。”小伙子自信满满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