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佛教界的上述现状，使有识之士迫切要振兴佛教，使佛教适应时代潮流、趋向现代化。欧阳渐和太虚都为此奋斗了一生。只是前者致力于佛教学术研究的现代化，而后者着力于僧伽制度的现代化。
民国的佛教革新，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是欧阳渐倡导的以原始印度佛学、唐代唯识学来革新唐末以来中国传统旧佛学的“复古革新”；一是太虚领导的吸收现代新文化、新体制，革新旧佛制、旧佛事、旧佛徒的“纳新革新”。
欧阳渐提倡学习和研究印度佛典，特别是俱舍、瑜伽、般若、涅槃这四类，认为这样才能“先得佛之知见，念念皆一切智智”。他通过研究，指出从印度瑜伽行派发展而来的唐代法相唯识学实际上分为法相、唯识两学。“盖弥勒学者，发挥法相与唯识二事也，初但法相，后创唯识。……是法平等曰法相，万法统一曰唯识，二事可相摄而不可相淆，亦复不可相乱”。[26]
这就打破了认为法相和唯识是一种学的传统观念。欧阳渐的看法得到了一些人的赞同，如章太炎就评价说：“谓其识足以独步千祀”。
对于中国传统佛学精华所在的禅、天台、贤首（华严）宗，欧阳渐则提出了批评。指出中国的禅宗已非印度的法理严密的禅学，中国禅宗动辄主张废弃文字，置经论于不顾，只为口头禅，导致了佛法真义逐渐隐没不彰。他对天台、贤首两宗，则进行了根本否定，其方式，是先断析两宗的理论依据《楞严经》和《大乘起信论》是“伪说”，然后再顺理成章地否定两宗。他说：“贤首、天台欲成法界一乘之动，而义根《起信》，反窃据于外魔。盖性体智用樊乱淆然，乌乎正法？”[27]并认为唐代唯识学已将这两宗斥破，“一切霾阴荡涤尽”，人们更不应该相信两宗的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