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是，事态发展的趋向所体现出来的第一个征候是，企图从外部操控道德，那么任何事情由于立即获得了目的性而被承认，然而从事实的角度看，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任何一个宣称要援助道德的机构，任何一种决意重新振兴摇摇欲坠的或沉睡的道德的运动，都将部分地（我没有说完全地）挫败自己的意图，因为上述针对道德的举措实际上立即在它所故意指向的受益者旁边建立了一种保卫和审查的机制。举例来说，对于三个人的意志状态而言，道德的演变只能依靠人自身，以及人对自己的数字的反应。而德国人认为，灵魂可以通过科学管理而加以控制，这样的想法从根本上就错了。
实际上，道德越是善的，从功利主义的价值角度来看，道德就越神秘莫测，难以捉摸。不可否认，在果敢的、毫不犹豫的宣言的影响力当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而这一宣言的提出是为了扭转局面以加强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使其有能力作出牺牲或应对紧急事件。没有人能触及一个军队或国家的道德源泉的最深处，因为就连军队或国家自己也找不到一条公正合法的依据，以证明人们处理他们笃信的问题的可能性。曾经有一些时候，人们似乎特别嗜好承受痛苦，从他们自己的行为来看，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折磨人的命运莫过于有机会面对死神，或者承受非人的压力。这一思想状态不是自发地存在的，而是道德的极致体现，只有当机遇拨动了人的神经，从而激起超现世的人类意识和潜意识时，这一思想状态才会出现。通常情况下，它只出现在领袖所发布的命令中，因为领袖本人愿意迎接他分配给后继者们的任务所带来的挑战。这就是艾尔弗雷德将军的神奇之处：他向上司主动请命与丹麦作战，事实上，他没有任何作战的把握，有的只是他头脑中对前景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