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0.     从六十年代开始，费里尼不再让情节充满层次递进的戏剧性，只截取脱离中心事件的枝节片段给予流动性的叙事空间，譬如两段戏中戏抢占了银幕时间（寡妇用丈夫的遗体代替被盗的囚犯尸体，拒绝巫师求爱的美女被诅咒成为全村的引火器），使观众忽视了导演关注的重点，构图亦如是，典例是几个人在中景商讨事宜的场面，前景中仆人们或拖地或趴地上吃饭，后.     利用畸形人和丑陋欲望构建反常态的神话片跟帕索里尼一个路子：靠鞭打治疗性无能的妓院，晚宴中女人穿纱裙、乳房尽露，来客不顾仪态地手抓各种油腻肉块，为得到遗嘱把死者切碎当众吃掉，单腿人和阴阳人包裹着罗马式的宽大长袍和套头衫，产生了野蛮纵欲的滑稽感.     古老的“道路”母题之下的第三世界寓言，充满着大量的隐喻.     如果说，在现代性的规划中，教师／知识分子被派定为一个重要的角色——现代文明的启蒙者、文化的播种者，我们将看到在影片中的两位教师反倒更像是某种穿村走巷、沿途叫卖“知识”的“小贩”，并“堕落”成乞食者.     另外，除去赛义德临时新房中的一幕，黑板这一负载着现代教育的内涵并充当着现代教育的象征的能指，则无时无刻不充满着荒诞感，呈现在一个不断被转移其功用、丧失其所指的过程之中：担架、掩体、彩礼、离婚赔偿、夹板……如果说教育、教师、黑板象征着现代文明的力量和意义，许诺着对愚昧、贫穷中的人们的拯救，那么也正是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的灾难（两伊战争），毁灭着.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的寓言由此成为对第三世界现代化神话极为辛辣的反讽，对现代性话语自身的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