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提倡中外比较和“旨在独裁”的史学方法与治史风格。章太炎认为：“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举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都应予以吸收；而“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他主张充分利用神话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的新材料，参考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以扩大史料的范围、丰富历史研究的理论。章太炎尤其强调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史学方法，认为：“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这些认识和方法，都反映了以“新思想为主观”的原则。章太炎强调指出：“今修《通史》，旨在独裁，则详略自异。欲知其所未详，旧史具在，未妨参考。”他说的“旨在独裁”，是认为治史应提出独立的创见。司马迁首倡“成一家之言”，刘知幾主张“独断”之学，章学诚赞扬“别识心裁”，都力主创新开辟，自成一家。章太炎“旨在独裁”，正是这种治史风格的继承和发扬。他认为：“苟谓新录既成，旧文可废，斯则拘虚笃时之见也已。”[18]这说明他的“旨在独裁”的创新精神又是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在一起的。综上可见，章太炎关于撰述《中国通史》的理论和方法，有的已超出它本身的范围而具有普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