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先生治学十分重视事物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反对割裂和片面性。他研究古文字学，第一，是要和古史结合起来，认为：“古文字实际上是古代史的史料。”反过来，又指明没有历史知识便难以了解文字制作的实际。他说：“今天研究古文字学，要打破旧框框，认真研究文字发生的社会情况、生产情况、生活条件、生产工具，从多方面加以考虑。以后每一个时代，文字的发展，也要参考当时的这些条件。这样才能了解每一个字的本义。”第二，就古文字本身的研究来说，也要如同对待历史一样，必须要有发展的观点，即在联系中进行比较，决不能用孤立静止的眼光去看待。他说：“文字的创造和发展，离不开群众。文字决不是孤立创造的，我们研究古文字，也不能孤立地研究。字与字之间，有一定的相互联系。文字的形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字由于地域不同，时代不同而有变化。”他强调“研究古文字要注意这种变化的规律，把相互有关的字，意义相反的，偏旁相同的，字形相近的，字音相同或相近的字联系起来，深入考察，穷其流变，这样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他对《说文》一书深有研究，但只主张以它为基础而不能为它所局限，更不许盲从。例如他解释“六书”便突破了许慎的旧说。他认为所谓“六书”，即是把造字的方法归纳为六种，它是产生于文字发展的成熟阶段，根据实际情况概括出来的原则，绝不是先有六条标准，然后根据它来造字。他并指出，讲六书应该分为三类：即象形、指事为一类，会意、形声为一类，转注、假借为一类。每一类的二者是互相补充的，不应该加以分割，例如以会意、形声一类来说，“戋”有小义。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餐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纸之小者曰笺，木之小者曰栈，这些字都是从“戋”得声。这样的分析综合，言简意赅，明白易懂。他这种富有心得、不落前人窠臼的新颖见解，深受同行专家的重视，王力写信给他说：“六书说很有创见，为前人所不及。”顾颉刚也加以肯定说：“如此治学，然后可以直探造字本原，不为旧说所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