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知道每个人都存在天生的认知缺陷，一个群体也是如此，所以他总是找到一个能够与自己互补的人来成为搭档。吉姆·罗杰斯这样的旷世奇才，朱肯米勒专业的顶尖高手无疑增添了金融大鳄的风采。通过引入那些黄金搭档，索罗斯做出了超越无数大师的业绩，经常取得超过30%的年代回报率，如果他能够在金融交易上集中精力的话，他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也许一个金融哲学王不甘于金钱本身的快乐吧，毕竟他最初和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哲学家。
在规避风险方面，他吸取了哲学上的精华，无论是波普还是哈耶克都认为人类的认知和制度应该是通过渐进的方式来进步的，凡是僵化和绝对的认知与制度都会带来灾难。索罗斯从中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认知一旦具有了局限性，明白了自己的疆界才能真正发挥用处，这与可证伪理论基本一致。索罗斯出于“生存专家”的本能总是对环境抱有怀疑的态度，因为他认为这是为了在金融市场中获得生存的自我本能。他的父亲迪华达是一个不相信政府和环境的人，这使得迪华达成功地躲过了纳粹和苏联带来的浩劫。无论是迪华达，还是波普和哈耶克都对政府抱有不信任，这一思想影响了索罗斯，所以他对于封闭社会和新帝国主义抱有强烈的戒心，为此创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为了避免自己在交易中犯下与那些集权政府一样的错误决策，他总是选择优秀的搭档，并且经常反思自己是否发生了错误，他与查理·芒格一样有着一种先假定自己错误，再来查看自己是否犯错的习惯。这就是他的“假定错误”原则，通过这一原则，他将交易中的失误减少到了最小。无论是可证伪性还是“假定错误”原则、“能力范围”原则都是基于人的认识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这一命题，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价值大师们和哲学家们的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