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面还有更进一步的观点。说穿越草坪或在高峰期关掉汽油供应是错的，假设（a）如果每个人那样做会有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后果，（b）我们都平等地有权那样做，（c）那样做是一种任性，不是一种牺牲，这就等于说，既然禁止做这些事情是一种牺牲，这样一种为了共同善的牺牲不应只是对某人或少数几个人的要求，而应是平等地对所有人的，即使一种普遍的牺牲是不必要的。既然任何人都不比任何其他人更有权放任自己，既然无任何人都不想要不值得欲求的后果，所有人都不能这么做，任何人都无法得到允许，放任他自己。
现在条件具备了。如果讨论中的行为是这样的：即（i）如果每个人这样做，后果并不值得欲求，（ii）所有人都平等地有权行这样的行动，（iii）进行这一类行为是一种任性，而不是一种牺牲，那样，这样的行为应为这一群体的道德所禁止。
但现在假设不禁止这样的行为，同样是错误的吗？康德当然是这样认为的。而我却认为他错了。因为既然我对讨论中的行为放任，事实上没有造成任何损害，我的行为本身并不是错的，但只有与他人的行为联系起来考虑时才会如此。我不能通过节制来禁止邪恶。其他人也必须节制。在不可逆行为的情形下，我的行为本身就是邪恶的原因。如果我节制的话，我就可以避免邪恶。然而，在所讨论情形下，如果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他人不会节制，我当然也有理由不节制，因为我节制的惟一理由是，我有避免引起邪恶后果的愿望。如果这些不能加以避免，我没有理由不放任我自己。如果草无论如何也长不出来了，我何必还要绕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