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看来，已经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不可原谅的，甚至是犯罪性的东西，这是一种荒诞的、愚蠢的、离奇的现象！”第一，“这个小公爵是一个有病的白痴；第二，他是傻瓜，没有见过世面，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把他拿出来给谁看？把他往哪里安置？一个不能容忍的民主派，甚至连个职位都没有，还有……还有……别洛孔斯卡娅会怎么说呢？我们为阿格拉娅所设想的、所计划的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丈夫吗？”最后一个论据当然最为重要。母亲一想到这里，她的心就哆嗦起来，充满了血和泪，虽说与此同时在这颗心里又有一种东西蠕动着，突然对她说：“公爵的哪一点不合您的要求呢？”唉，使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最头疼的，就是她自己心里的这些反对意见。
阿格拉娅的姐姐们一想到公爵，不知为什么心里很喜欢，她们也不觉得奇怪。一句话，她们随时有完全倾向到他那方面的可能。但是，她们俩决定保持沉默。叶潘钦家已经养成一个一成不变的习惯，那就是在全家争论某一点时，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有时反驳和抵抗越顽强、越激烈，便越表明她在这一点上，对大家的意见已经同意。但是，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是不能完全沉默的。母亲早已把她当作自己的顾问，现在时时刻刻都叫她进来，征询她的意见，主要是让她回忆一些往事，比如：“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谁也没有看见？为什么当时没有说？当时那个该死的‘贫穷的骑士’究竟有什么意思？为什么她——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一个人必须照顾一切，注意一切，预先料到一切，而别的人却马马虎虎，不闻不问呢？”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刚开始时很谨慎，只说父亲的意见她认为很对，因为叶潘钦家选梅什金公爵为东床佳婿，社会上一定会很满意的。她渐渐地兴奋起来，甚至说，公爵并不是“傻瓜”，从来也没有成为傻瓜，至于说到地位这一点，她觉得谁也不知道过几年之后，一个正人君子在我们俄国究竟从哪方面表现出来，是和以前一样，必须博取功名呢，还是在别的方面呢？母亲对于她这些话，立刻严厉地反驳，说亚历山德拉是“一个自由思想派，全是可恶的妇女问题在那里作祟”。半个小时之后，母亲进城去了，又从城里到石岛去找别洛孔斯卡娅。别洛孔斯卡娅是阿格拉娅的干娘，她这时恰好在彼得堡，但不久就要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