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看来,已经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不可原谅的,甚至是犯罪性的东西,这是一种荒诞的、愚蠢的、离奇的现象!”第一,“这个小公爵是一个有病的白痴;第二,他是傻瓜,没有见过世面,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把他拿出来给谁看?把他往哪里安置?一个不能容忍的民主派,甚至连个职位都没有,还有……还有……别洛孔斯卡娅会怎么说呢?我们为阿格拉娅所设想的、所计划的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丈夫吗?”最后一个论据当然最为重要。母亲一想到这里,她的心就哆嗦起来,充满了血和泪,虽说与此同时在这颗心里又有一种东西蠕动着,突然对她说:“公爵的哪一点不合您的要求呢?”唉,使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最头疼的,就是她自己心里的这些反对意见。
阿格拉娅的姐姐们一想到公爵,不知为什么心里很喜欢,她们也不觉得奇怪。一句话,她们随时有完全倾向到他那方面的可能。但是,她们俩决定保持沉默。叶潘钦家已经养成一个一成不变的习惯,那就是在全家争论某一点时,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有时反驳和抵抗越顽强、越激烈,便越表明她在这一点上,对大家的意见已经同意。但是,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是不能完全沉默的。母亲早已把她当作自己的顾问,现在时时刻刻都叫她进来,征询她的意见,主要是让她回忆一些往事,比如:“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谁也没有看见?为什么当时没有说?当时那个该死的‘贫穷的骑士’究竟有什么意思?为什么她——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一个人必须照顾一切,注意一切,预先料到一切,而别的人却马马虎虎,不闻不问呢?”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刚开始时很谨慎,只说父亲的意见她认为很对,因为叶潘钦家选梅什金公爵为东床佳婿,社会上一定会很满意的。她渐渐地兴奋起来,甚至说,公爵并不是“傻瓜”,从来也没有成为傻瓜,至于说到地位这一点,她觉得谁也不知道过几年之后,一个正人君子在我们俄国究竟从哪方面表现出来,是和以前一样,必须博取功名呢,还是在别的方面呢?母亲对于她这些话,立刻严厉地反驳,说亚历山德拉是“一个自由思想派,全是可恶的妇女问题在那里作祟”。半个小时之后,母亲进城去了,又从城里到石岛去找别洛孔斯卡娅。别洛孔斯卡娅是阿格拉娅的干娘,她这时恰好在彼得堡,但不久就要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