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架以后两天，《伊菲姬尼》公演了。结果是完全失败。华特霍斯的杂志把剧本恭维了一阵，对音乐只字不提。别的刊物可快活极了。大家哄笑，喝倒彩。戏演了三场就停了，众人的笑骂可并不跟着停止：能有个机会说克利斯朵夫坏话真是太高兴了！连续好几个星期，《伊菲姬尼》成为挖苦的资料。大家知道克利斯朵夫再没自卫的武器，就尽量利用机会，唯一的顾忌是他在宫廷里的地位。虽然他跟那位屡次责备他而他置之不理的大公爵很冷淡，他仍不时在爵府里走动，所以群众认为他还得到官方的支持——有名无实的支持——而他还要把这最后一个靠山亲自毁掉。
他受了批评。它不但针对他的作品，还牵涉他那个新的艺术形式，那是人家不愿意了解的，可是要把它歪曲而使它显得可笑倒很容易。对于这种恶意的批评，最好是置之不理，继续创作：但克利斯朵夫还没有这点儿聪明。几个月以来，他养成了坏习惯，对一切不公平的攻击都要还手。他写了一篇把敌人们丑诋一顿的文章，送给两家正统派的报馆，都被退回了，虽然退稿的话说得很婉转，仍带着讥讽的意味，克利斯朵夫固执起来，非想法登出来不可。他忽然记起城里有一份社会党的报纸曾经想拉拢他。他认识其中的一位编辑，有时和他讨论过问题的。克利斯朵夫很高兴能找到一个人，敢毫无忌讳的谈到当局，军队，和一切压迫人的古老的偏见。可是谈话的题目也至此为止，因为那社会主义者说来说去脱不了马克思，而克利斯朵夫对他就没有兴趣。他觉得那个思想自由的人物，除了一套他不大喜欢的唯物主义以外，还有刻板的教条，思想方面的专制，暗中崇拜武力，简直是另一极端的军国主义；总之他的论调和克利斯朵夫在德国每天听到的并没多大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