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史学范围内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大有可为的。社会变迁与思想衍化的互动，就是一个值得注意并可能有较大发展的方向。两方面大体的方法是相近的，容易相通；但各自的关怀与侧重又颇不相同，能够相互启发。比如对同一时段历史的分期，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因侧重各异，恐怕都不相同。若换个视角看问题，理解必更深入，过去视而不见的大量史料，也会呈现出新意来。
在方法论的层面，属于异文化的西学理论和方法在何种程度上以及怎样可以用来诠释中国的历史，本身也还是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例如，“二战”后西方流行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解释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起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史家在运用结构和功能来考察历史时，似少注意到这两种取向在根本上带有“反历史”的倾向：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希望认识和了解，更多是一个社会或族群的结构及其作用，或社会各部门的功能及其运作。他们虽也使用历史材料，但史家最注重的随时间而变化的人与事的意义，则视其与结构或功能的关系之紧密程度而定（参见本书《乾嘉传统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