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其他的学者，郑樵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批评：董仲舒、刘向、刘歆宣传灾祥理论，影响很坏。刘向、刘歆不重视图谱，使图谱之学失传。范晔、陈寿沿袭班固的路数，没有创新的精神。魏晋南北朝和唐初的史臣，没有纠正断代史的缺点。这一时期的史书任意褒贬美刺，互相指责，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这都是错误的。刘知几不应该尊班而抑马。刘知几和司马迁都“不通姓氏之学”，他们写的作品，涉及这一方面，出现不少错误。欧阳修的《新唐书》的《表》依据谱牒，谱牒为“私家冒荣之书”，其记载不足信。司马光写《通鉴》纪年繁琐，用岁阳岁阴之名。此外，对杜预、颜师古都有批评。[98]
郑樵的史学批评反映他的历史见解和史学的观点，在当时来说，在理论上相当深刻。这是他史学批评的第二个特点。
首先，郑樵认为五行为世界的本原，而五行的变化是无穷的，由此他对理学作了原则性的批评。他说：义理之学是“空谷寻声”。他批评“灾祥说”，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