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根据是“性善论”。他认为人生下来就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并认为这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的发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他认为只要统治者发扬善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仁政的理想就可以马上实现。这是和列国纷争的现实格格不入的，所以当时的当政者说他“迂远而阔于事情”。
《孟子》文章仍基本属对话体，但篇幅加长，议论增多，较之《论语》等有了很大的发展。《孟子》不像《论语》那样简洁含蓄，而是长篇大论，观点鲜明、感情强烈、气势磅礴、辞锋犀利，富于论辩性、战斗性、鼓动性。《孟子》中所出现的孟子形象，傲岸不屈，口若悬河，在各种论辩中都是以他的胜利和对方失败告终。例如他驳斥农家许行治天下必耕且为的观点，先从许行也并不是自己先做好了釜甑才做饭、先铸好了犁铧才耕地说起，说明社会的分工是非常必要的。然后列举尧、舜、禹、稷都因政务无暇躬耕，说明治理天下不能耕且为。进而又斥责许行之说实际上是“以夷变夏”，是历史的倒退。一层推进一层，理直气壮。“齐桓晋文之事”，他向齐宣王鼓吹王道，先有意避开齐宣王提出的关于霸道的问题，掌握谈话的主动权，然后采用迂回战术，巧妙地把话题引到王道上，揣摩对方的心理，引用宣王不忍心杀牛衅钟的故事使其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他设下的圈套，先纵而后擒：